据《南方日报》报道，近日，教育博主“一五老师”发文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西厢记》一书提出批评，称发现了300多个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错误。同时，又指出了另一本出版物存在编校错误，“‘语文课推荐阅读丛书’之《世说新语》，短短两本100多页的小册子通达配资，至少有30多处错误！”相关出版社立即下架问题图书。
图书编校低质问题不是第一次出现，此前就多有报道通达配资，但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也因编校质量“沦陷”，让人颇感诧异。
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精髓的古籍出版，本应是文化传承的“守门人”。然而，这部被冠以国学典藏之名的《西厢记》，仅粗读一遍就被发现标点、病句、断句及文字内容等300多处谬误。这不仅暴露出个别出版机构在古籍整理中的严重疏漏，更折射出当前“国学热”背后审校机制的形式化危机。一位退休老编辑痛心指出：“这根本不是学问高低的问题，而是编辑责任心的缺失。”更令人震惊的是通达配资，该书已印刷11次却无人察觉这些明显错误，足见审校流程的形同虚设。
古籍出版有别于普通图书。从版本比对到学术考证，从文字校勘到标点规范，每一个环节都关系到文化精髓的完整呈现。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这正说明古籍审校需要一种近乎偏执的严谨态度。历史上不乏先例，清代学者戴震校勘《水经注》，逐字比对数十种版本；近代学者顾颉刚主持《二十四史》点校，集合众多名家反复打磨。这些学术大家深知，古籍中的一字之差可能导致文意谬以千里，一个标点的错置可能改变历史语境。
反观今日某些出版社，将国学典藏这样的金字招牌视为商业符号而非文化责任。调查发现，部分出版商为抢占市场份额，将古籍普及简单等同于“剪刀加糨糊”的快餐式生产：有的团队一个月赶制数本“经典解读”，有的依赖OCR技术识别后不做人工校验，更有甚者直接拼凑网络资源。曾有某出版社内部人士坦言：“现在国学图书竞争激烈，大家都在拼速度，谁还舍得花三个月专门校勘？”
守护文化传承的纯粹性，需要重建出版行业的敬畏之心。首先，出版社必须从既往反面案例中汲取教训，回归文化使命，将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，建立严格的“三审三校”制度，并恢复传统的“读校”等质量把控环节。其次，学术界应积极参与古籍整理工作，为出版机构提供专业支持，如成立专家审读委员会，对重要古籍进行同行评议。再次，监管部门需完善图书质量检查体系，对违规行为可根据《图书质量管理规定》来处理，并将古籍审校纳入出版单位信用评价，对多次出错者实施行业禁入。最后，读者也应提高鉴别能力，自觉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时间检验的可靠性版本。
古籍是中华文明基因库，每一次错误的传播都是对文化DNA的篡改。当我们谈论国学典藏时，收藏的不仅是书籍，更是一份对历史的尊重、对学术的虔诚、对未来的责任。出版社若将审校视为形式，终将被读者和市场所抛弃；唯有以敬畏之心对待每一页古籍，才能真正扛起文化传承重任。期待古籍出版业重新找回那份“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一句空”的治学精神，使每一部“国学典藏”都名副其实通达配资，成为值得流传后世的学术精品。（郑桂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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